来源：I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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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转载知识不应赚暴利的赵德馨教授打赢了官司，但论文却遭下架。每个高校学生都熟知的知网，当前面临着商业逻辑与学术法则的双重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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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德馨教授论文被下架一事中，争论的焦点在于，知网在学术圈的“垄断式”影响地位几乎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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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学术财？学术富士康？定位偏差的国家工程？通过多方面采访，《IT时报》记者试图还原知网的三重身份。
中国知网的“生意经”，一夜之间人尽皆知。
起因是89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对知网的“控诉”。自2013年起，赵德馨以自身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侵害为由数次起诉知网，全部胜诉后累计获得超70万元赔款。12月10日，知网发布《关于“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获得3.8亿阅读量。
对于道歉，赵德馨回应称：希望知网之后能拿出具体的整改措施，真正拿出诚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确，一些问题仍亟待解决。例如，尽管打赢官司，但赵德馨的论文却遭到知网下架，网上也不乏一些知网收费贵，服务费连年增长的抱怨。
中国知网诞生于1995年，迄今为止已有26年历史，从纸质出版时代走来，尽管做的是网络生意，但年纪却大过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随着高校教育的普及，知网的影响面更加广泛，如今的大学生中已很少有人像翟天临一样“不闻”知网。
这让它背负多重身份的冲突。一家背靠国家政策起家的公司，通过商业化的手段发展壮大，当前面临着商业逻辑与学术法则的双重责问，甚至身陷舆论深网。通过多方面采访，《IT时报》记者试图还原知网的三重身份。
01
“借鸡生蛋”的高校论文数据库?
擅自收录九旬教授论文惹上官司后，又有青年学者质疑其侵权。“我的100多篇文章未经同意被中国知网收录，如果不起诉，就这样一直被侵权吗？”武汉青年学者梅杰公开质疑道。12月17日，知网回复说：“在研究方案，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每天忙到零点。”
这些年，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都默认将学生的毕业论文上传知网，范围覆盖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毕业论文。每年数目庞大的上传量使知网成为国内最大、收录最全的中文学科硕博士论文库。
对于这点，一项指控是“借鸡生蛋”。
将学术论文录入到论文库中后，知网凭借阅读付费获得大量收益，这让它陷入发“学术财”的争议中。据2018年知网运营方同方股份半年报，同方知网毛利率高达58.83%，远超大部分商业公司。
几年前，知网曾发布声明，给硕博士论文上传者补发稿费。近几年，知网改为每年给高校硕博士毕业生发放知网消费卡。每一个当年毕业的硕士博士，在完成最终答辩后，都可以通过学校，领取一定面值的知网消费卡。
但对于知网发放消费卡的行为，有学生并不买账。2018年从上海某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李一菡（化名）就是其中之一。毕业时，她从学校处拿到了一张面值300元的知网消费卡。但在她看来，一张消费卡并不足以抵消一篇论文的稿费。
“我们一篇论文5万多字，给300块钱稿费，还是知网的卡，”她说，“它收录了我们的论文，但稿费只能用来下载他们平台的论文，它怎么这么会算呢？”
某电商平台300元面值的知网卡仅售34.79元
如果按照字数计算，5万字的论文，300块钱稿费，千字稿费为6块钱。反过来，按照知网的收费标准，一般个人用户从知网下载文章按页数计费，每页0.5元。一篇5万多字的论文页数在70页左右，如果想要下载全文单次下载费用在35元左右。动辄10万字以上的博士论文所需费用更高。
另一项常被诟病的是知网日益增长的服务费。据《南风窗》报道，华南地区某211院校在2019年的知网数据库成交额高达110万，涨了7万，而超星、万方的成交价则为10万和10.3万。
这些针对知网收入方式的质疑，本质上源于知网在商业化道路上的磕磕绊绊。
02
架构复杂的学术“富士康”?
“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我印象中的知网像是一座学术‘富士康’工厂。”知网前员工张超说。这个印象来源于工作流程的单调，与论文采集加工中出现的雇员密集现象。
2014年毕业后，山西人张超入职太原当地的知网，据他回忆，山西分公司最多的时候人数超过500人。
山西分公司的地位在知网非比寻常。从2015年开始，知网为加强区域化的经营和管理，加快速度陆续在全国重要的省份成立分公司，张超告诉《IT时报》记者，只有北京总公司以及山西分公司才会进行知网核心业务——数据库的原数据采集加工，其他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只负责市场、技术等工作。
2018年从知网离职创业的李角（化名）证实了这个说法，他恰巧在2015年加入成立不久的知网广东分部，并在3年历任市场、技术、销售等岗位。这家没有采集加工业务的分公司在3年中，由20多人扩张到60多人——是除山西、北京知网外，分公司里的最大体量。
张超的岗位是分类编辑，他的主要职责是将文献分类，并规整到经济、政治、马克思主义等类目中。除去分类工作，一篇刊登在期刊上的论文进入知网数据库，往往要经过机器扫描、人工校对、政审编辑等环节，这些环节都需要相当多的人力。
由于需要处理学术论文，张超的同事大多数都是硕士毕业生，且专业并不单一，“知网收入并不低，平均工资通常参考当地标准向上调整，且包含正规的五险一金。”李角向《IT时报》记者透露。
记者查阅中国知网BOSS直聘招聘信息发现，当前中国知网员工数量超1000人，北京地区带有“编辑”字眼的岗位大多只招硕士。
图源：BOSS直聘
张超的岗位工资是计件发放，负责经济类的他，每天能完成2000~3000篇分类，在KPI绩效里，学术期刊算1篇，报纸算0.6篇，非学术类杂志算0.7篇，这意味着，张超每分钟至少要看4-5篇文章。这是一个“朴实无华且枯燥的工作”。
入职4年后，张超离开了这里，以一个“老员工”的身份。知网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当年离职率超过40%。
“知网全国公司加在一起可能有1000多人，从规模上讲，它算是个小公司。但从它服务的客户以及内部架构来看，它又是非常庞大的组织。”李角说，知网在进步，例如前述的纸质扫描等环节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少，但整体发展速度无法与互联网公司相比。
这可能是这家老牌知识数据库贴近“富士康”工厂印象的另一面：知网跟不上互联网。数年以来，知网旗下得道、手机知网、全球学术快报等知识付费项目及移动互联网转型都显得并不成功。而当下，知网已覆盖国内大多数高校——在市场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复杂架构、人力需求、发展焦虑带来的负荷或许是其涨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舆论的矛头直指知网单一、硬性的付费模式。当百度文库等依赖广告、知识付费、会员费等其他变现途径的互联网产品兴起，习惯免费的人们逐渐发觉知网的“古板”。
03
一项定位偏差的知识工程？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知网还有作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的社会责任。2020年两会期间，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曾指出，中国知网迫切需要转型。
学者翟翌、刘杰在《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行政法治理——以行政特许为视角》中指出，中国知网作为市场化主体，拿到了参与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和运营的资格，在“行政特许”的视角下，知网同高校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忽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责任的定位偏差。
除去商业公司的猜想，“知网”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好的形态？这将是一场关于“学术共享”的讨论。在赵德馨教授论文被下架一事中，争论的焦点在于，知网在学术圈的“垄断式”影响地位几乎已经形成。
一位河南某高校的学术期刊编辑告诉《IT时报》记者，一般刊物想要闯进核心刊物目录，需要引用率，需要大牌作者稿件，还有提前转载率。其中，期刊稿件的重要因素：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等数据则几乎只能通过知网获取。此外，这些数据还是不少学校考核、晋升的标准之一。
图源：知网
但如何定义“垄断”？或者说，知网、维普等知识数据库之间是否应该形成商业竞争式的关系？这又是否会违背学术数据库机构建立的初衷？这并非知网一家机构给出的难题。
国际上主要的外文数据库是爱思唯尔，这几年也在持续涨价。一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老师告诉《IT时报》记者，尽管国内高校采用“团购”的方式采购爱思唯尔，但每年也会有一定的涨幅，“业内一直呼吁，应该由国家统一采购，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还是以高校联盟的方式进行，所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爱思唯尔的高额收费也遭到了许多的学者的抵制
“比起版权费，我觉得学术成果公开，能让大家看到更要紧。”上海某高校一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师资博士后告诉《IT时报》记者，学术本身有其公共性，“我觉得知网作为学术资源平台的存在很有必要，期刊会给我们稿费，知网给期刊的费用也帮助了这些出版物。”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大数据部副主任、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主任、CODATA中委会秘书长胡良霖抱有相同态度。
“学术产出者最希望开放交流，希望自己的成果让别人认可，让更多人看到，在交流互动中共同推动发展。我希望知网可以探索更加利于科研环境健康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尝试降低使用者的成本。特别要对标国际规则，该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就一定要免费开放给国人，该给予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分配就一定要兑现到位。”胡良霖向记者表示，当下，社会各界的开放科学、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等呼声日益高涨，知识服务商需要打破固有收费策略，探索与时俱进的共赢模式。
2021年11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开放科学建议书》，其中提到，秉持开放科学各项原则，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所取得的科学知识实行开放许可或专用于公有领域。
图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胡良霖透露，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的倡议，各个国家都在跟进，国内有部门、学术团体(如CODATA中委会)已经围绕开放科学的国内实践组织相关活动，探讨开放科学的中国方案。知网作为国内文献数据库的较有影响力的品牌，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其中。
但他坦言，开放科学建议书里提到多样性开放与融合，特别是传统论文的全面开放获取，是个国际性难题。“无论是文献还是仪器设备、科学数据等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都不是简单拿出来就用，资源或平台的运行服务、更新升级都需要经费支持，这些费用从哪里来?目前看，利用国家投资占比较大，但从经济上来看，依靠国家不应该是长久之计，但离开国家投资支持就必然面临向用户收费，在国家扶持下逐步探索融合企业化运作也许是值得探索的可持续发展之道。”胡良霖认为，如何平滑过渡是个不小的难题。
从学术共享的观点出发，一些新的模式同样可以参考，例如国外期刊界采用的OA模式：由作者为投稿买单，期刊和数据库在传播时，都不能再对用户收费。好处在于，下载内容的用户无需付费，学术成果得到推广。但问题是，作者投稿成本大幅增加。因此也有人说，OA模式前，穷人看不起文章，OA模式后，穷人发不起文章。
无论如何，知网都需要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