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中兴30年，又退休两年，当一场突然而至的禁令风暴来临，侯为贵再度出山，走向前线。

北京时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下令，7年内，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和通讯元件。同时，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对中兴处以3亿美元罚款。

去年3月，就违反美国出口管理条例，销售通信设备到伊朗等，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协议。而现在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兴通讯违背了此前和解协议的部分条款。

中兴设备中需要大量来自美国公司的元器件和软件，一些并无替代方案。禁令下达，甚至中兴手机可能无法再使用安卓系统。

美国商务部下了禁令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也提出建议，警告电信行业不要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务。

此前中兴通讯已经紧急停牌，并将延期公布第一季度财报。现在，30多家基金下调了中兴通讯估值。其中最低价为每股22.82元，相当于三个跌停。

中兴已来到悬崖边。侯为贵面对的形势，比以往都更加险峻。

教师转业布局电信

侯为贵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不过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师。

1969年，侯为贵27岁，本在西安一所中专学校任教。文革之后，学校转企业，成为航天部设在西安的691厂。侯为贵也转换工作。

当时钱学森正担任航天部副部长，要求691厂做IC（半导体）产业。于是在1981年，已经成为技术科长的侯为贵被选派美国，负责引进技术和设备。

像很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人一样，侯为贵感受到了巨大震动。对中美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有了切实的感受。之后回国，侯为贵说服领导，以“引进技术”的名义南下深圳。

再后来经多方奔走，1985年，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金280万，691厂占66%股份，侯为贵出任总经理。

这是中兴通讯的前身，也是深圳特区最早一批技术类合资公司中的一员。

公司原本想从事微电子产业生产，但受限于技术等原因不能如愿。于是从来料加工入手，靠赚取加工费支撑发展。那时的中兴加工过电子表、电子琴，也加工过电话机。

后来，侯为贵将通信市场选为公司的主攻方向。这条路并不容易，国内市场基本被国外厂商垄断，但侯为贵认定其中有巨大发展。

1989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在肯定侯为贵四年来经营业绩的基础上，决定全力支持自行研制数字程控交换机，并大胆改革公司的经营机制。

同在这一年，中兴研发出了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正式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

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1993年，侯为贵推动资产重组，两家国有股东与侯为贵等成立的民营企业“维先通”，投资创建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维先通持股49%，并承担经营责任。

重组开创了后来备受关注的“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同时，也成为中兴正式进军电信设备行业的新起点。

内敛者低调进击

有接触过侯为贵的人曾用“和蔼可亲”形容他。在外界的一般印象中，侯为贵内敛低调，性情温和。

这容易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对企业管理，未必是好事。不过侯为贵说：“我的性格内向一点，这不一定是优点，对于管理企业来讲，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管理企业各有各的招数，最后看的是结果。”

侯为贵自有其管理上的优点。虽然是工程师出身，侯为贵并不迷信技术。在他看来，技术要贴近市场。而对于认准的事情，侯为贵也绝不会轻易动摇。在同他的老对手比较时，外界往往评价：任正非偏向激进，侯为贵则处事稳健。

2001年，中兴的处境不是很好。当时侯为贵看好小灵通的发展。

本来，日本京瓷先是找华为进行合作，但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认同华为看法，但侯为贵坚持要做小灵通。他有自己的考量。

根据华商韬略的描述，侯为贵理由有三：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

后来的结果是，在2003年，小灵通业务一度贡献了中兴1/3的营收。早先电信行业曾有“巨大中华”一说，而巨龙、大唐日趋衰落，华为、中兴不断壮大。

2004年1月，中兴通讯完成新一届董事会和领导团队换届。侯为贵出任董事长，殷一民任总裁，并确定国际、手机、3G三大发展重点。中兴当年在国际市场的合同销售额达到16.44亿美元。

至此，由国内市场为主，中兴进入到国际、国内市场并重的新阶段。同在2004年，中兴通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国“A to H”第一股。募集资金逾35亿港元，获超过250倍的超额认购。

不过“稳健”帮助侯为贵带领中兴一路发展，避开许多陷阱，也让中兴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显现颓势。

2013年底，中兴内部最高决策机构经委会宣布战略、组织和人事调整，成立终端事业部独立运营，将政企网提升为公司二级经营单位。

侯为贵认识到新生力量对传统企业和商业模式的快速颠覆：“如果固守电信业或许还能赢得一席之地，但是，如果固守传统的电信思维，那么，未来可能会一败涂地。”

退休后再赴前线

2016年1月7日，执掌中兴30年的侯为贵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

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侯为贵说道：“这是自然规律，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

面对“以后还会不会参与公司具体业务”、“卸任后的生活如何去安排”的提问，侯为贵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应该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

“我有很多事情，社会公益是一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爱好，希望卸任后生活丰富一些。”然而此前不久，侯为贵还跑出国门，到中兴的海外驻点走了一圈。

从当时来看，侯为贵要交接的中兴正有光明的前景。

在之后公布的2015年年度业绩中，中兴全年营收首次突破千亿规模，达1008亿，同比增长23.76%；净利润37.78亿，同比增长43.48%，也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从创业到退休，侯为贵低调走过一条具有传奇色彩的路。

他曾讲到自己创业的动力：“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希望通过知识、科技使国家得到发展。但是，这个愿望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得到体现和实现。”

这段话透露出侯为贵的抱负，也道出他融在企业家身份中的另一面——知识分子。有中兴内部人士指出：“他做过老师，有读书人的简朴和务实。”

在微博上流传的侯为贵奔赴美国斡旋照片下，有网友评论：这种级别的人出差没有助理帮忙拿行李吗？对侯为贵来说，这或许并不值得感到惊讶。早先，这位低调企业家便传出“带电饭煲出差”的故事。

据中兴内部人士透露，侯为贵出差经常让人带电饭煲，带点米，在宾馆里煮粥，“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素食主义者，但我知道他很少吃肉。”

与侯为贵事例类似的是，前两年，任正非也被拍到在机场排队，独自等候出租车。照片里，年过古稀的华为创始人、CEO，一手打电话，一手扶着行李箱。

而现在，宣布退休两年后， “不再参与”公司事务的侯为贵又出发上路。时间是美国禁令传来的当晚。

他已经77岁。

文| 沙行

来源| 微信公众号：创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