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接棒”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并不令外界意外。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易纲已在央行内部负责各项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

易纲的这一特殊地位，在2016年两会期间的央行记者会上，从周小川口中就可窥知一二。彼时开场时，周小川对易纲的介绍是“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而对其他副行长的工作介绍则是“分管”某项工作。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

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学者派官员央行工作二十载

易纲的留学履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有评论称，新三届以平均仅有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而易纲所在的北大经济系77级，更是汇集了后来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一人。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货币银行学》是我当年上大学时唯一一本不用死记硬背的教科书，易纲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将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简单，才见学者的真正’功力’。”北京一位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要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同年，易纲还写了一篇名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的分析文章，彼时他就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出了担忧，并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

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上任后面临哪些挑战？

1、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易纲对央行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不过，年过60的易纲，在未来5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行，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宏观调控手段。

易纲去年曾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目前纳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MPA考核范围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实现这些监管的基础，都是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之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就表示，金融业综合统计旨在实现对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全流程、全链条动态统计监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金流量统计;货币信贷统计和分业机构监管统计;服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统计，包括交叉性金融产品统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互联网金融统计等。

2、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永恒挑战。

易纲在今年年初执笔的《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就坦言，“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3、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任内，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目标。

不过，正如前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所说，从外汇角度讲，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除了大家一般关注的改进汇率调控，优化中间价报价机制，扩大汇率波幅，增加汇率弹性外，还应该包括发展外汇市场、放松外汇管制的内容。只有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减少外汇管制，通过增加不同风险偏好的外汇交易主体、放松交易的实需限制、丰富外汇交易产品等，才能够真正释放市场活力，确立市场机构在外汇交易、价格发现中的主体地位。

因此，搞活外汇市场，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