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鹅宾馆坐落于广州市沙面白鹅潭畔。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业的一家大型合资酒店，也是与广州中大酒店、北京香山饭店、中国大酒店齐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旅游部门主持修建的八大中外合资酒店之一。

沙面的过去，勾连着中国人反欺凌的历史，这里曾是外国租借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1925年，此处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霍英东特意将宾馆选址此处，除了江畔的淤塞滩涂空旷、视野开阔外，他希望在历史的两相对照之下，“长民族志气”。

霍英东给宾馆起名为白天鹅，希望宾馆也可以像白天鹅那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白天鹅宾馆的建设是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缩影，也是霍英东商业生涯的写照。

壹

改革开放后客商增加，中国酒店业依旧停留在招待所阶段。与提出改革开放几乎同时，邓小平说，要在大城市建设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香港新华社联系到霍英东，希望他带个头。

投资、建设白天鹅的过程并不顺利。内地建筑业封闭了30年，建筑师对新事物缺乏足够的认识，为了让他们开阔视野，霍英东首先邀请他们到香港参观著名建筑、与建筑师座谈。刚刚开始动工时，他们在沙面搭起工棚，就有人骂他们，说他们没地方拍拖了。人们大多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反对声音很多，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精神污染。

物资短缺是霍英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在大陆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宾馆是中山温泉宾馆，动工前，负责港台和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对他说，“霍先生，内地人力、砖头砂石都够你用，其他的我帮不上忙，得靠你自己进口了”。果不其然，各种建材、酒店设备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只有向海外订购。建设白天鹅宾馆时，这种情况并没有改观。

“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洗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激荡三十年》）

如果按照这种进度，按时交付如同天方夜谭。霍英东想出一个主意，先把开业请柬散发到北京、港澳，再从侧面给各个“关卡”施压，勉强保证了宾馆的顺利开业。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霍英东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却不这么认为，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只是需要恰当的调动和激发。

霍英东回忆，那时文革刚结束，哪些改革是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错误的，他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必然牵涉原有的制度、习惯，引起一些大大小小的摩擦。霍英东一概置之不理，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建设、运营白天鹅，从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到人事、财会、保安制度，以及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各方面，亲力亲为。

“鹅潭秀色”的外景，“故乡水”的中庭，白天鹅建成后，成为当时中国最高档的宾馆之一，也是老百姓眼中的稀罕物。酒店全面营业第一天起，霍英东就将其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很多人担心宾馆开放会出乱子，霍英东却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酒店开业那天，市民因拥挤而挤掉的鞋子就有一箩筐，后来连续十多天，卫生间的手纸一天消耗几百卷。

霍英东还把物价、工资改革引入了白天鹅。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价格五角钱，白天鹅的标价却是四元，啤酒外面四角八分，他们卖两元多，价格贵出好几倍。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要搞市场经济就要闯物价关。文革期间，工资发放不灵活，工人大多消极怠工，放开物价后，员工福利改善，效率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20周年时，何博传在霍英东文集《我的参与》中作序道，“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关键在被固定了的‘价格’两个字上；国家开放大计受到最大阻碍，主要在落后闭塞的环境里。所以，率先筹建高级涉外宾馆，挑动解除价格束缚之战，以路通财通思想在南国水乡开放前沿带头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交通网络建成，是三件对改革开放实际进程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这三件大事，一一留下霍英东不可磨灭的功绩。”

何博传所说的三件事中的前两件，即是由白天鹅宾馆推动的。

宾馆全面营业一年后，也就是在1984年，邓小平登上白天鹅28层总统楼，俯瞰珠江两岸景色时，禁不住拉着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贰

勇敢、冒险、开风气之先的行为，也是霍英东人生的缩影。

霍英东出身低微，是人们俗称的“疍民”，清末，疍民与惰民、丐户同为地位最低下的三类民户，没有机会登科而仕。对于霍英东的童年，最让他感慨的是，为什么生活会那么绝？一张两米长的小舢舨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起居全在这上面解决。霍英东7岁时，因为台风，在船上做事的两个哥哥来不及躲避风浪，随翻侧的小船冲进了大海里。霍英东因为在岸边与小朋友玩耍躲过了这一劫。已经患有淋巴癌的父亲，无法忍受丧子之痛，不久撒手人寰。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被风浪吞噬后的母亲，草草安葬好父亲后，带着霍英东与另外两个孩子离开大海，来到位于香港湾仔石水渠街的贫民窟，艰难度日。

黄仁书院为霍英东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口，这是一座英文书院，也是香港第一家官立学校，相当于英美的初级大学，国民党元佬廖仲恺、民初总理唐绍仪、外账伍廷芳等社会名流都曾在此就读。13岁的霍英东考进了成绩最好的一个班。等到霍英东毕业时，因为日军侵占香港，霍英东没有继续攻读大学，自此辍学打工。

铲煤烧火、船坞苦力、粮油仓库“打哩（给大米过磅）”，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霍英东换了六七份出苦力的活儿，因为难以坚持，在母亲的游说下，与其他几个亲戚凑钱，为他开了一间名为“有如”的杂货铺。

一年后，香港政府宪报的一则消息改变了霍英东的人生轨迹。有关方面要把太平洋战场上的大船、登陆艇、炮弹壳等战后物资运到香港拍卖。报纸用英文写成，一般市民也很少留意此类信息，霍英东窃喜。他向妹妹借来100元参与投标，出价1.8万元港币中标了四十部轮船机器。没钱付款，霍英东找到一位经商的朋友帮忙筹资，对方一看机器，干脆出价四万元把它们买了下来。这笔无本生意，霍英东净赚两万两千元。这也是他掘得的第一桶金。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美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中共在香港、澳门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采购到物资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霍英东出身于水上人家，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成了运送物资的理想人选。

1950年，霍英东帮他们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将柴油从香港运往澳门。为了躲避港英当局的监控，他还组织了侦查队伍，每天都是半夜开船。近三年的海上运输，霍英东赚了100多万港元的利润。这笔资金也是他赢得的第一笔政治资本，澳门南光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柯正平称其为“信得过的重要的供货人”，周恩来总理更是高度赞扬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工商界人士为患难之交。

也是因为帮助大陆冲破禁运，霍英东一度被列入港英政府黑名单。对于人生中最受争议的一笔生意，霍英东自问合理、公道，在商言商。不过，“递解出境”的传言还是让他不得不在后来的经商过程中，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1953年，霍英东成立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进入香港房地产业，希望自己另辟蹊径，打破英资独霸香港地产的情势。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是霍英东购买的第一栋大楼，他不懂支票，也不知道从银行借贷，背着一包现金就闯进了利家。

当时香港房地产界以整栋楼为单位进行楼宇买卖，对于五层以下的旧式楼房，后来又提出分层出售的方式，因为所需资金量大，这些方式并不能活跃楼市、吸引广大市民参与。霍英东发明了“预售楼花”的经营方式，兴建中或还没有动工的楼宇或其中的单元称为“楼花”，分期付款，用定金盖楼。此种方式一经推出，引爆了香港楼市。

后来，霍英东的这个发明创造成为全球地产界通用的经营方法。不需要投入什么本钱，每栋楼都可以赚一二百万，三十出头的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赫赫有名的大富豪，“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

期间，霍英东还成立了“有荣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海沙业务，从事填海开港工程。60年代，因为无意间参加的一场澳门警察厅筹款的足球比赛，霍英东“身不由己”“鬼使神踊”地进入澳门赌业，与何鸿燊等人一起创办了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为了避免其中的恩怨纷争，霍英东主动提出“大联合”：“搞一个不牟利的公司，大家赚到钱，用于繁荣澳门”。这种双赢思维也帮助他在地产、船运、旅游、宾馆等行业与政府及合作伙伴相处时游刃有余。

比起以上经历，“把自己的人生际遇押在了穿越那道曾经阻隔了东西方的‘铁幕’上”，被南方周末《红顶巨贾霍英东》一文视为霍英东最大的冒险。

1964年，霍英东以香港观礼团副团长身份参加了建国15周年开国大典，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也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八十年代，霍英东成为最先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议政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香港回归之际，由他推荐“船王”董浩云之子董建华担任首届香港特首。

因为遭到港英政府的封杀，1967年之后，霍英东以退为攻，逐渐淡出香港房地产市场。之后，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等华资商人开始成为香港地产业的中流砥柱。直到中英关系正常化后，港英政府与他的关系才逐渐缓和。

20世纪70年代之后，霍英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体育事业上，利用香港体育界的特殊影响，先后帮助中国重返“亚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组织。北京十一届亚运会申办成功后，霍英东捐建了亚运会游泳馆。北京奥运会场馆水立方最大的一笔个人捐赠也是来自霍英东。

叁

回顾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中的价值。

1979年，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落成，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礼赞》引起轩然大波，壁画中画了3个裸女的形象。壁画刚刚完成时，很多人因画中裸体胆战心惊，只得请示邓小平，等他说道“我看可以”后，才得以展出。因为担心改革开放政策突变，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要特意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

《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这样描述刚刚开放的中国，“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

与霍英东观察机场壁画不同，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的柳传志则是通过《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判断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这让他激动不已，“文革以来，报纸上几乎全是革命、斗争、社论，养鸡、种菜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这段现代人看来啼笑皆非的历史，写满了改革者的先知与锐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霍英东决定寻根问祖，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经过一番考证，确定他的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霍英东晚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南沙开发上。南沙位于番禺县境内，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霍英东就注意到，广州经济发展不断向南辐射，港澳经济发展却不断向北延伸，趋势形成，自然会令中间地带的珠江三角洲更加繁荣、发达。尽管当时这里只是一片荒芜滩涂，霍英东认定，南沙就是他寻找的贯通省港澳经济大三角的适当地点。

1993年，霍英东在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仪式上。

南沙项目是香港富商迄今为止在珠三角甚至全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瘦田无人争，耕开有人争”，南沙开发也与霍英东做过的其他事业一样，充满阻滞。霍英东时常想，如果没有更深一步的变革，没有创新的相应制度，中国是否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

2017年全国两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将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南沙因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委以重任。如今，霍英东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子孙。

2006年10月，霍英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霍英东曾说，“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

在不确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抗争与涅槃或许也是霍英东带给今人的启发。

核心参考资料：《时局的生意：霍英东自述》

来源|商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