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0日开始，我关闭了我最常用的微信账号的朋友圈，减少了在微信上的时间，尽可能有事电话或者当面谈，每天只在固定的三个时间段看微博、知乎、豆瓣等平日一会一刷的网站。而后，我发现我的智商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高了很多，并且对生活的热爱也多了几分。

关闭了朋友圈，完美地错过了蝼蚁啊、广告公司没搞懂谁欺骗他们的到底是谁就大声申诉等所谓的爆款文章。

而后看到一句叫我很欣慰的话：“我不怕在这个坏时代中沉默，怕只怕，我和很多人一样，醉心于愤恨与狂欢。不去读书，不去思考，学不会倾听和宽容，以至于有一天， 当好的时代来临时，我发现自己两手空空 。被厌倦与悲凉拖垮了身躯，竟然拿不出任何像样的东西 ，献给饱含热泪的生活。”

再而后，翻到了一篇KnowYourself公众号发的旧文，对上边的一些感受有了理论上的深入理解，摘录了一些分享给大家。文字有点长，有点耐心，一定要看完哦。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吸引着我们不断地刷屏，争相参与每一个热点？

在西方世界中，近年来有一个名词来描述这种行为——FOMO（Fear of Missing Out），意为“害怕错过”，在2013年被加入牛津词典。它指的是害怕会错过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情（比如活动和八卦），从而产生焦虑和烦恼。

FOMO最初的研究者、牛津大学教授Andy Przybylski认为，FOMO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社交媒体让我们更容易感知他人的生活——不但更即时，而且我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人重复不断地发出post，简直无法忽视。因此，FOMO这种现象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成了现代人的现代病。今天我们来谈谈：FOMO的背后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它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是好是坏？

“资讯癖”（Infomania）：我们为什么喜欢“一心多用”的生活？

Infomania，译作“资讯癖”或“资讯强迫症”，是一个和FOMO密切相关的概念。它说的是我们不愿错过所能接受到的任何信息，因而会忍不住整日查看手机和电脑。我们害怕被发现“这个东西我没看过／没听说过／没见过”。

这个概念是Elizabeth Ferrarini在1984年提出的。当时，电子邮件刚刚兴起，Ferrarini认为，Email带来的信息碎片使得一些人成为“资讯癖”：他们不愿意错过每一封邮件的信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回复所有的邮件。她认为，这使得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我们似乎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区分“上班”和“下班”。

但Infomania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在移动社交时代。而它在智能手机普及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分心”越来越成为可能，我们几乎在所有时候都拿着手机，习惯于一边开电话会议，一边浏览手机上的新闻；一边听老板训话，一边偷偷淘宝。

但资讯癖的心理动力还不仅于此。《一起孤独》的作者Sherry Turkle认为，我们之所以享受每时每刻都在“多线程”的生活，是受金发姑娘原则（Goldilocks principle）的影响。有一个童话故事叫作《金发姑娘和三只小熊》，在这个童话故事中，金发姑娘误入了小熊的房子，发现有三张床，她无法决定睡哪一张，所以依次在三张床上都睡了一遍，从而发现了最小的那张最适合自己。金发女郎原则后来就被用来指代我们总希望在一个不多不少、“刚刚好”的状态。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希望既和此地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也在别处；给每个方面的注意力都不太多，也不太少。这种状态的本质是我们对于掌控的渴求，“我不会过度专注于某一段关系，我随时有很多退路”，是这样一种安全感。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甚至在为自己能够“一心多用”而自豪。但“分心”真的更好吗？

2005年，Hewlett Packard在英国发表了一篇引起激烈争议的研究，1100名“资讯癖”被试每时每刻都在检查邮件和信息，包括在电话、会议和进餐期间。结果显示，“资讯癖”不仅工作效率降低，睡眠问题更加严重，智商还平均下降了10个点，研究者认为其对智力的影响甚于大麻。

明尼苏达大学的Sophie Leroy教授则对那些习惯多线程的人进行了研究，她在实验中发现，比起那些在一段时间内放下手机，不查信息和邮件，专心于某一项任务的状态，多线程的工作效率实际上会更低。

她认为，这是因为在不同任务间转换的人，每当停下对一件未完成的事情的思考，转而着手另一项任务（哪怕你仅仅是瞄了一眼手机上的弹窗新闻）时，都会存在注意残留（attention residue）的问题，即当开始一件新的事情时，我们的脑海中还有一部分注意力分配给前一个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在本该好好过马路或者专心开车的时候，忍不住刷一下手机，会比较容易出事故；因为这会降低注意的效率。

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一心多用的生活并不美好。

朋友圈让我们更不容易快乐

1996年，Sherry Turkle第一次在TED演讲时，她的题目是“庆祝我们在互联网上的生活”，但如今，她认为网络正在“带我们去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

她认为，社交媒体使我们产生了三个幻想：

1.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收获关注。

2.我们总是能够被听到。

3.我们永远不必独处。

而这些幻想，正在使我们越来越不容易快乐。这首先是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被关注、被注意时，就会更注意自我形象，强化与他人的比较。

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 人天生就有评估自己的欲望，需要依靠外界的反馈来维持一个稳定、准确的自我形象。即便有量化的指标, 人们也倾向于通过和他人比较，来得出对自我的评估。

而当我们在比较时，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接受真实的评判，而是无意识、选择性地比较。当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提升自信，就会有意识地去和较差的人比较（下行比较）；当他们需要激励自己、自我提高时, 就会和比自己好的人比较（上行比较）。一般情况下，和那些“稍微比自己好一点的人”比较是最健康的。

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使这种比较变得频繁，更重要的是，在朋友圈里我们并不能选择合适的比较人选, 而是只能被动接受他人积极完美的自我形象（在朋友圈里展示的那一面），并有意无意地，以这种过高的比较标准来评估真实的自己。从而，我们就很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

而那些只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很酷的事情的人，也有着他们的焦虑。通过发布的状态和照片来加深自我认同感（self-affirmation）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是脆弱的。那些美好的照片和状态是他们建立一个好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的手段，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的。久而久之，Ta会倾向于相信，那个完美的自己就是现实的自己。

在Festinger的理论中, 这是由于在比较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一方拥有的越多，就越怕失去现有的位置。就像原本排名较高的更害怕考试失利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你也许能够活得更快乐。

Sherry Turkle说，我们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对社交媒体上形成的关系的认识和维护还处在婴儿期。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如何有意识、有意义地去与人互动。这就像每当新事物（比如电脑、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我们总因为还无法完全掌控它而目眩神迷，反为之所掌控。

因此，人们正在慢慢丧失一些基本的交流能力，很多人都更喜欢用短信、邮件沟通，因为在面对面谈话时，无法对说出来的话进行编辑，也就“无法展现我想给人看的那一面”。而短信、邮件进行的碎片化交流，虽然字句都经过了精心编辑，却失去了那种用交谈来真正理解彼此的能力。

社交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强社交属性的媒介，让我们彻底放弃朋友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并不能真的从朋友圈里获得所有的信息，不能真的跟上所有的潮流，不能真的告别孤独，也不能真的成为精心装扮出来的那个你。也许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满足于现实世界里所拥有的——当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一天，才是真正不被虚拟世界控制的开始。

虚拟社交正在使我们变得更孤独

我们对社交的需求是如此本能而强烈，那么，随着线上的、虚拟的社交的发展，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系列关于社交网络的研究表明，虚拟的社交并不能真的扩大你的交际圈，相反，你越多地使用网络社交，可能会越感到孤独。

“纽约客”的心理学专栏作者MariaKnnikova称，互联网具有使人疏远的天然属性（alienating nature）。1998年，Rober Kraut的纵向研究发现，在人们最开始使用网络的1-2年时间里，快乐感和社会连接感表现出持续的下降。其中，使用网络对人们的家庭关系影响最大，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和交流会明显减少；此外，还会伴随着社交圈的缩小，抑郁和孤独感的增加(Kraut, 1998)。

除此之外，更多的社交网络使用还被证明会降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原因在于它会催生嫉妒和怀疑。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社交网络暴露出的信息更多，更有可能暴露出自己伴侣过去的经历及与他人交流的信息；而同时，社交网络信息的模糊性又会引起更多的猜测和想象。当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线上，还会减少现实中与伴侣的相处时间(Muise, 2009)。

澳大利亚的研究分析了社交网络使用和大五人格的关系，结果发现比起那些不使用Facebook的人来说，使用Facebook的人整体自恋水平更高，社交中的孤独感更强(Ryan, 2011)。

为什么社交网络使我们孤独？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oira Burke对1200名Facebook使用者进行了纵向研究，她针对用户在Facebook上的一系列行为（比如点赞、私信、评论等等），分析了它们和幸福感、连接感的关系。她的结论是，社交网络本身并不会使人感到不幸福和孤独，但它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容易对人造成不良的影响(Burke, 2016)。

Moira Burke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 当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沟通时，只有接收私人层面的沟通内容，会有利于孤独感的减轻和幸福感的提升。（我们都喜欢让伴侣多给自己发消息是有道理的）

她将社交网络上的行为分为三类：

“点赞式交流”（one-click communication），即没有实际内容，只是通过机械性的点赞等动作或者“易于生产的”方式来交流，比如泛泛的赞美和祝福。

“广播式交流”（Broadcast communication），即浏览信息流上的朋友最新动态、弹出的新提醒或各种不经意接收到的信息，比如看到别人在国外游玩的照片、新做的午餐、新生孩子的趣事等等。

“创作式交流”（composed communication），即沟通的内容是个性化的，通常是定向的（targeted）、一对一的，也是更发自内心的交流。

社交网络上与沟通对象的关系则分为两类：强关系（和比较亲密的朋友，通常在线下也认识）和弱关系（和不认识或不太熟悉的人）。

当用这两种维度来分析在社交网络上不同的关系和沟通方式对人的社会连接感、幸福感造成的影响时，她发现：

从总体上来说，社交网络的使用频率与人的孤独感、幸福感并不直接相关。接收到来自“强关系”的交流会使人的幸福感提高，与“弱关系”的交流则对幸福感没有影响；接收到“创作式交流”，会明显地提高人的幸福感与连接感，而“点赞式交流”、“广播式交流”则对连接感、幸福感没有影响；

当人们接收到来自强关系的“创作式交流”时，幸福感和连接感的增加最为明显。而无论是来自弱关系的“创作式交流”，还是来自强关系的“点赞式交流”、“广播式交流”，都对幸福感和连接感没有影响。（如果你收到来自亲密伴侣的专门发给你的消息，幸福感和连接感都会提升；而如果Ta只是随手给你点个赞，就不一样了。当然，如果不认识的人给你发专门的消息也是然并卵的）

2. 在社交网络上的“被动消费”（passive consumption）会降低人的连接感和幸福感。“被动消费”指的是非有目的地，而是不经意地接收信息，比如“广播式交流”。她的实验发现，看别人的facebook页面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抑郁情绪。

这与现在的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已经过于在意自我展示（Self-presentation）有关。如今，社交网络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渠道。一个人在社交网络中体现的形象（你的个人页面介绍、朋友圈照片）已经成为个人品牌的象征，这也使得我们格外在意在社交网络上的个人形象维护。

计算机和虚拟现实技术专家JaronLanier表示，Facebook给了人们塑造一个“虚拟模范”的机会，因为我们不必经历在现实中表现自我时可能会遇到的尴尬——说话卡壳、发挥失常、仪态不佳、妆容脱落等等。我们可以精心地修饰每一张照片，编辑每一段文字，展现一个完美的自己。但正是这种对于塑造完美自己的需求，使人们被“囚禁”在自我表现的监牢中(Marche,2012)。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越来越多他人精心设计过后的形象，被动消费了这些形象之后，我们下意识的“社会比较”会无形中使我们更无法安于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焦虑(Mau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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