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柴网推荐】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对去年工作进行总结，并勾画新一年的发展愿景。这份共计17000多字的报告讲了什么？涉及哪些焦点议题？又将如何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首先是起点不同了。1979年的改革，是在一穷二白、内乱不已的零起点、甚至负起点起步。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至少能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也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而经历了三十多年、十几亿人的共同涂鸦之后，这张纸上早已经画满了各种记号，纸张不仅已经泛黄，甚至某些地方还破损了。要在这样的画板上继续作画，且不能撕掉重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是路径不同了。1979年的改革，从零甚至从负起步，只要敢于迈出去，哪里都有路，哪里也都是路，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彼时会飞、敢飞的鸟不多，会跃、敢跃的鱼不多。三十多年后，天上早已是各种各样的鸟、水里也是各种各样的鱼，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都要触碰到既得利益者。这就决定了当下的改革路径选择，不可能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事先做好顶层设计，如何选择路径、以及更为重要的——如何对待这条路径上的拦路者。

第三，改革的受益面不同了。1979年，在普遍贫穷的平等下，实现“帕累托优化”的空间极其广阔，无论怎么改，都能制造红利的增量，都能做大“蛋糕”。而当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虽然“蛋糕”更大了，但每人能吃到的“蛋糕”参差不齐，于是“分蛋糕”的问题不时对“做蛋糕”形成制衡。虽然大多数的民意仍然支持改革，但具体到改革措施，则各有利益立场，容易出现分歧。当今改革要继续深化，一方面固然是要寻找改革红利的新的增量所在，另一方面，则无可回避第要触及改革红利的存量分配调整。任何对红利存量的调整，都不可能继续“帕累托优化”的进程，必然要遭致一部分人的反对、阻挠。

第四，改革的动员成本不同。1979年，经历了近70年的各色革命、尤其是文革浩劫之后，普遍贫穷，人心思定，渴望安居乐业。人们的要求并不高，甚至仅仅是期望能吃饱饭。低要求的民意，再加上执政者充沛的权威资源，导致改革所需的动员成本相当低廉。而三十多年后，改革红利分享与成本分摊都欠缺公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撕裂，传统的“三大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农民和农村继续为改革承担着最大的成本。在既成的非均衡的红利分享与成本分摊机制上，要继续推进改革，其动员成本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如何吸引及满足弱势群体的要求;二是如何增大此前的少部分强势群体对改革成本的分摊及减少他们对改革红利的攫取。要实行这样的动员，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经透支了权威资源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员成本将大大高企。

第五，改革的“敌人”不同。1979年，改革最大的“敌人”，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三十多年之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虽然还有，但已非主流，改革的“敌人”更多的是在此前改革过程中制造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类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敌意”或许并不很强：为了长远利益，在感觉自己还有足够出路的前提下，他们或许会选择妥协。要解除这个“敌人”的武装，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细节，就是改革的调整必需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尊重既成事实，建立有规则的博弈。任何运动式的剥夺，不仅会讲既得利益集团逼入对抗的死角，而且也会破坏改革最为基础的法治精神。更为确切第说，到了如今深水区的改革，其“敌人”不再是某些特定人群，而是缺乏规则的博弈体制。

当然，从技术操作上看，改革的“敌人”在1979年时，是“极左势力”，而在当下，则是腐败的老虎和苍蝇。三十多年来，“敌人”从政治认定到法律认定，无疑是一种进步。而无论是哪种“敌人”，都无疑使改革动员的实际抓手。对于这样的“敌人”，在法治下予以严厉打击，能减少改革动员的成本，提升动员的效率。

第六，改革的外部环境不同。1979年改革起步时，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虽然与苏联的关系相对紧张，但冷战体制下的合纵连横，也令中国赢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从而获得了资金、技术、市场。与周边国家之间，除了越南，基本没有发生边界冲突。那时的韬光养晦，既是外部环境相当和平使然，实际上也是别无选择——毕竟，彼时远远缺乏与人争雄的力量与资本。

而如今，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美苏对抗为主轴的冷战格局，早已消失;如果还可能再度出现新的冷战，主角倒完全有可能由中美出演。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从冷战后期的适度扶持与鼓励，转为如今的全面遏制。而中国自身，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急剧提升，以及与国际经济千丝万缕的关联，早已不再是此前的“大国兼弱国”，而是“大国兼强国”，继续奉行所谓的“韬光养晦”，不仅已经与自己的体量不相符合，更与自己体量所应承担的责任不相称，也容易引发更大的猜忌。

这与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相仿，当体量和影响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后，都决定了“孤立主义”的不合时宜，国家利益线早已远远超越了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