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4年年底回国，1996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鬼混，以打麻将为主业。我不是一个会大跨度去回忆的人，坐在这里回忆20年前，我的记忆系统会过滤掉很多东西，会把它美化，未必真实。但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确实是浑浑噩噩的。

曾经马东也有过一段迷茫的时光。

转折出现在1998年。那年我开始在湖南卫视工作，算是正式迈进了电视行业。2001年，节目停掉，我回到北京，开始在央视做节目。这一路下来，好像身后有一只手，一直推着我向前走。

90年代末，国内涌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杂志。没记错的话，《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都是1996年前后创刊的。我在湖南卫视做《有话好说》时，觉得这些杂志里的故事是很好的电视节目素材。那时候，期刊和电视节目的受众群不完全重合，所以，即便是深度调查或深度报道类的电视节目依然可以从纸媒里找灵感。当时，很多选题都来自报纸和杂志。

马东在《挑战主持人》节目中身兼制片人、总导演、主持人数职。

我是做访谈节目出身的，这些年我觉得做过的最有意思的几件事里，采访是其中一个。大概有十年时间，我每周都会采访一个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着聊两三个小时，再剪成45分钟的节目。我现在不再做这件事了，但依然有更年轻的人在做，他们用镜头或者用文字去关照这个社会和生活，这件事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90年代是电视的黄金年代，2000年之后，依然是电视的黄金年代。我2012年离开电视行业，算是赶上了中国电视黄金时代的后半段。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传播方式的变化。技术进步是大趋势，当年我们只有朦胧概念的很多想法，今天都实现了。

马东现在已从传统电视媒体转战新媒体。

前两天，我看了《史蒂夫·乔布斯》，电影一开场就用黑白片子去讲以后的电脑会帮你做什么，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开场特别有意义，它让人知道，几十年前我们是怎么思考的，大多数人已经不记得很多年前的思维模式，觉得今天享受的所有成果都是早就存在的。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电视人，或者互联网人，我自认是一个做内容的人。用什么样的渠道去传播，当然会有一些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无非是追求更有效的传播。

有人说，碎片化的时代很难传播有深度的内容。这是一种偏见，背后有一本经济学的账。八九十年代，我们读长篇小说，那是在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背景下最符合经济规律的传播方式。和小说相比，杂志已经碎片化了很多信息。像《新周刊》，开篇的几页都是信息性的豆腐块文章，这难道不是碎片化了人们的注意力和阅读方式吗？今天，手机阅读又把纸媒内容碎片化了，同时创造了更生动的读图模式。现在，读图时代也即将过去，视频时代悄然而至。当你沉浸在像《纸牌屋》这样高质量的电视剧时，难道不也是在阅读长篇小说吗？人们接收信息的本质没有变化，只是信息量更大了，为了适应这个信息量，大家选择了更优化的方式。

马东主持节目《汉字英雄》。

我不相信纸媒会死。内容的载体也许会改变，但纸媒这件事不会没有。我们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被手里的手机、iPad、Kindle所取代，但这不过是阅读介质的变化，变相来看，这甚至是种成本的优化。纸媒的价值不在于那张纸，而是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最可贵的也不是那张纸，而是这些媒体所训练出的编辑和记者，他们才是这个行业的最大价值。

我在过了不惑之年后离开媒体行业，开始创业，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创业”放在20年前不就叫“干点事儿”吗？而今天，当“创业”这两个字被写在黑板上时，好像有了特别多的金钱味儿、苦逼味儿，好像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事业，背后还要有一堆导师告诉你无数条提高成功率的黄金法则。其实，“创业”和“干点事儿”一样，唯一的法则就是好好干，撅着屁股干。

我不喜欢“疯狂”这个词，更不觉得今天是创业的疯狂时代。如今，我们有那么多创业者，只是因为有了更好的商业环境。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大家的契约意识和违法成本都提高了，整个社会尊重商业规律的大氛围开始形成。基础的东西做对了，高速公路建好了，车就跑得快了。在当年那个羊肠小道上开140迈是疯狂，在今天的高速公路上开80迈以下才是疯狂。创业这个大行业中有很多泡沫，但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泡沫的行业是没戏的行业。

《奇葩说》证明了好内容的商业价值。

因为做了一个年轻人的节目（《奇葩说》），我有很多机会和90后甚至95后打交道。他们和我们这代人年轻时一样，代与代之间的差异没那么大，只是外部环境不一样了。每个年代的人变化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去衡量，年轻人想的那点事儿，那点儿被荷尔蒙驱使的欲望，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世界是从不多元、反多元向多元修正的过程，我们都在做这样一件事。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走向多元的步伐加快了，这个是对的，并且弥足珍贵，从整个社会运行角度来看，这20年我们没有走错方向。

我想，未来不会更好了，也不会更坏。中国历史有一种积累、爆发的规律，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的东西已经蛮多了。而作为一个中年人，如果说有什么期待，我只是希望未来的生物科技和医疗水平能有突破性发展，让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人能活得长一些，把这个世界看得更久一些。

来源：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