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开始回暖？

为什么股市、楼市、大宗商品一个劲地往上涨？

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何方？

中国式的新型财阀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独守书斋，率性评点天下，可坐享自由的快意。

但是，走出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微观截面，我们或许才能更准确地感受中国经济的脉动。

很幸运，最近参与到一起央企与地方政府的项目对接，在零距离接触之后，切实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驱动模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必将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10年。

与之相呼应，在中国经济的驱动模式转变之下，央企的核心功能、地方政府的职能、以及民企的运营模式，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需不需要投资拉动？

许多人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理应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

这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种美好的预期，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起码在未来10年不可能主导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投资拉动依然是主导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看周边的日本和韩国，日韩是早已迈入发达国家序列的亚洲大国，但是，即使是现在，投资拉动依然占到其经济总量的相当一部分，日本和韩国尚且如此，何况，当下经济发展水平远逊于日韩的中国呢？

其实，自近代以来，在悠久的儒家文化浸淫下，相比于欧美，亚洲国家一直缺乏源头性的创新能力，大都以模仿式创新为主。而模仿式创新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快速的技术转化能力和规模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规模性的生产加工，必然会导致投资拉动之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存在。

投资拉动本是一个经济学的中性词。但是，很奇怪，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近几年，却日渐沦为一个贬义词——好像“投资拉动”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经济思维，好像“投资拉动”从来都是落后的。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位势、人口超级庞大、以有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中国仍然需要投资拉动，起码在未来10年内，投资拉动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

投资拉动不是洪水猛兽，投资拉动也不必然等于制造落后产能。问题的关健在于，中国需要什么的投资拉动？在中国式的投资拉动中，央企、地方政府和民企应该分别扮演什么的角色？

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

今年以来，股市已发出阶段性触底回升的乐观信号，铁矿石、煤炭和螺纹钢等大宗商品狂涨30%—60%，一线城市房价的疯涨态势再次到来……

这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其量仅是这一轮经济回暖的必要条件，而绝对不是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因为，在过去3年间，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宽松型的。

为什么中国经济回暖在这一刻出现？其间杂夹着诸多的因素，但最为核心的因素、亦即是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在多重利益主体冲撞、妥协、并磨合近3年之后，当下已经成为“顶层设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主导性力量。

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其仍然属于投资拉动型的，但却又与既往的投资拉动模式截然不同。在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中，央企、地方政府和民企的职能之间，已经构成全新的优化配置组合。

在我们既往的投资拉动模式中，央企与地方政府（地方国企）、以及民企之间，是相互独立、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央企本应以能源、军工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为主，但是，央企却频频介入、并逐渐主导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房地产等领域；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是服务型政府，但实际上，却早已借道地方国资平台，成为主导市政建设等行政性投资的主导性力量；民企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过去3年里，其债务压力已经导致无数企业破产、以及濒临破产边缘。

而在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中，投资拉动依然是主导性力量，但是，央企、地方政府（地方国企）、以及民企之间的职能，却取得了基于市场化效率基础上的优化组合，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

这种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耳熟能详的是PPP（公私合营）模式，但其中内在机理就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因为，中国式的PPP与欧美的PPP存在天然异样性，中国式的PPP模式在实质操作中也会演化为多种形式。

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央企提供整体规划和资金，是绝对主导性的一方，地方政府借助地方国资平台给予资源配套和行政支持，民企则充分发挥其成本优势和灵活机制。

打个具体的比方，某地计划启动一个5平方公里的产业园，产业园从规划到投资建设、再招商，整体可能需要30亿元的资金，投资建设周期可能需要5年。在10年前，这个项目可能是地方政府操控地方国企自行主导，在5年前，可能是某大型民企忽悠式整体开发，而现在，则几乎都是央企整合地方政府和民企，牵头进行协同式投资和运营——具体方式可能是，央企和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平台）联手组建5亿元规模的引导基金，其中央企出现金、地方政府出资源（主要是土地），在此基础上，引导基金作为劣后（兜底），引入作为优先级的金融资本（固定收益）共同打造产业基金。然后，再根据5平方公里内所规划建设的不同项目，针对性地选择实力民企，产业基金作为大股东、民企作为小股东成立具体的项目子基金，待项目建成后再交由民企具体运营。

在未来10年，上述央企主导型的投资拉动模式，将成为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可行性，远胜于地方型主导型投资拉动和民企忽悠式整体开发：其一，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行之下，民企不可能进行重资产性质的投资，也不具备进行重资产投资的实力（资金成本也偏高）；其二，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但普遍较重（多数城市债务率超过100%），更何况，地方政府主导性的投资开发，市场化意识偏低，存在普遍的自我保护和政绩冲动；其三，基于上述两大因素，由央企牵头进行投资拉动、整体开发的优势就突显出来了，央企存在经济增长维稳和托底的职能，其启动中长期的投资建设，可以相对忽略资产价格的短期浮动，更何况，央企的融资通道更广、融资成本更低、协调各项政策资源的能力也更强；其四，央企主导投资拉动、整体开发的优势明显，但是，在具体的区域进行开发建设，首先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资源配套，其次运营交由具体项目小股东的民企进行具体运营，这从成本比较优势上讲，是一个绝对不错、有可能获得三方共赢的选择，也有助于让地方政府逐渐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新型财阀托底中国经济？

未来10年，在新一轮投资拉动中突颖而出的央企，将作为新型财阀，成为中国经济的特色、并很有可能起到全面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不要一提到财阀，大家就喷口水，日本和韩国迄今为止均都是财阀驱动性质的经济体。所不同的是，日本和韩国的财阀，大都是家族控制性质的（当然会影响到上层建筑），

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掌握日本经济命脉长达近200年，三星、现代等财阀是韩国经济的定海神针，而中国式的新型财阀，真正称得上财阀的，现在和未来，事实上只有央企。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最近几年，在中信、光大等近乎具有全系列金融牌照的央企外，华润通过收购的形式成立了华润银行，其他近乎所有的央企也均成立了具备同业拆借资质的财务公司。央企普遍性的介入到金融领域，彻底打破产融结合的阻碍，也事实上使央企具备了成为中国式新型财阀的基础条件。

中国式新型财阀的逐渐出现，是带有明显的顶层设计色彩的，在对内引领投资拉动托底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肩负着将中国优质过剩产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责任。从这一层面讲，国有资本完全控制的中国式新型财阀，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与日韩家族控制性质的财阀在日韩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经济托底之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分析永远没有亘定不变的理想模型，经济学归根到底是一门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科。而立足于当下，无论是从政治民生，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央企成为中国式新型财阀，均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阶段必要性（未来10年），本届高层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会日渐强化“社会主义”这一特征，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改革之父小平同志的观点），关健在于央企和民企参与市场的形式不同而已，而做大做强央企恰恰符合本届政府的这一施政逻辑——在未来10年，中建、中治、中核等一级开发央企，其年产值可能将高达10万亿元，万亿级别的央企，未来10年更是起码会增加100家。当然，在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下（央企、地方政府和民企各自发挥所长），重资产投资是央企的优势，轻资产运营则是民企的优势。在央企重资产投资托底中国经济的基础上，民企的运营优势、以及民企在创新型领域的势能，也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最后，再说一点，全新的中国经济驱动模式、新型的中国式财阀，其适合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吗？当然符合！供给侧改革的传导路径是“通胀预期→拉动投资→带动消费”，而同样倾向于供给端刺激的安倍经济学则是“通胀预期→拉动消费→带动投资”。

当你详细读完这篇文章之后，你或许会明白，当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明确回暖？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涨得停不下来？为什么大宗商品频频报复性狂涨？为什么市场化改革暂停的A股也能迎来一阵阵“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