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更新遭遇“美丽的烦恼”。近来，中国移动关闭TD-SCDMA基站一事就遭遇2000多亿投资“打了水漂”的质疑。有声音认为，如果基础设施很快被淘汰或重建，此前的投资岂不是浪费？

3月21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2000多亿投次“打水漂”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多数设备只需通过一定改造就可以转换到4G时代使用。

万方咨询研究总监付亮也认为千亿投资打水漂的说法过于夸张。但付亮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我们应该总结在3G产业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例如应该给企业更多的选择权。这样能避免未来走弯路。”

谈3G投资打水漂不符合实际情况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3G之后短短数年时间我国就迎来4G时代。而当电信运营商们在4G领域加大投入之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预计我国2018年将完成5G国际标准的制定，2020年有望正式商用。

如果三大电信运营商全力争夺4G或未来的5G市场，是否就意味着每代基础设施的使用年限很短，甚至造成投资的浪费？近来，中国移动关停用于3G的部分TDSCDMA基站一事就引发这样的讨论。

在苗圩看来，我国快速进入4G时代，并不意味着在3G上的投入浪费了。他说：“因为在3G的时候，中国TD-SCDMA成为世界上三大主流标准之一，第一次能够跟其它两大标准在国际上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且当初如果不搞TD-SCDMA，就没有今天的TD-LTE，这是一个延续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苗圩特别提及，所谓2000亿投资打水漂的说法过于夸张。他说，除了2009年早期投入的一些设备需要在4G时代报废以外，绝大部分的设备通过一定的改造，比如换一根天线，换一套软件就完全可以用于4G的TD-LTE上，不会全部都淘汰。

对此，付亮也认为投资打水漂的说法不准确。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实际上真正完全独立的TD-SCDMA投资并不多，另外，这几年的商用已经为中国移动收回了不少投资。而且到2016年1月底，中国移动还有1.63亿的3G用户，还能从这部分用户服务中受益。作为企业来说，中国移动快速向4G转型做得也很成功。”

谈产业政策今后发展方向要作改变

与此同时，付亮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及，虽然不应夸大我国在3G投资上走的弯路，但也应从中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

“我国在1998年左右就开始研究3G的技术和标准，但是2009年才发放3G牌照，这比发达国家已经晚了五六年。这导致3G的技术设施商用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当初发给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是不同的3G牌照，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并没有多大的选择权。中国移动拿到的是TD-SCDMA这个国产牌照，实际上处于稍弱势的地位。”付亮说。

记者了解到，2009年工信部发放的三张3G牌照分别是中国移动的TD-SCDMA、中国联通的WCDMA和中国电信的CDMA2000，其中，中国移动拿到的TDSCDMA是我国的自主开发的国产品牌。后两者则是欧洲和美国技术。而2013年工信部发放的4G牌照则均为TD-LTE。

在付亮看来，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应该给企业更多的选择权，不应由政府来给企业“分果子”。

类似的思路在论坛上也有提及。一位研究人员向苗圩提出“为什么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出现了负面效应”的问题。该人士发问：例如政府对光伏进行补贴，光伏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另外，对新能源车的补贴也滋生出一些骗补现象。

对此，苗圩回应说：“我们也意识到产业政策今后的发展方向要作一些改变，特别要实行精准的产业政策。去年中央已经提出来五大政策，其中对产业政策而言就是要准。”

当前，我国正推进以“中国制造2025”为核心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计划。苗圩表示，我国正在抓紧编制与“中国制造2025”配套的11个规划或者行动计划。今年我国将启动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5大工程。

对于如何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苗圩在演讲中也表示，核心是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放活市场的无形之手，将进一步地简政放权，实施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出台一批实打实的配套政策措施。